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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廟的教育價值-李錦旭

村廟的教育價值

引言大綱[1]

李錦旭[2] | 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系所

 

一、村廟在台灣早期教育中的地位

台灣各地遍存各種地域層次的宗教組織與活動,村庄有「庄廟」,主導庄內例行的祭典活動。較大的村庄,內部會分成更小的單位,叫做角頭或部落,它們有時會另建「角頭廟」。而清朝時期各庄社為了防衛,常聯庄共防,為了表示互信,常以共同建廟、共同祭祀來連結彼此的感情,而有所謂「聯庄廟」的產生(林美容,200811)。

清朝時期,台灣的廟宇兼用於教學者頗多。因此,日本領台後,在設國語傳習所時,借用寺廟上課的很多。日本治台其間,學堂(書房[3])與義塾(義學[4])一直是民間傳承漢文化以及蘊育抗日意識的重要場所。學堂為私人性質,常借廟宇廂房上課;義塾有官辦民辦兩種,民辦者也常借廟宇廂房上課(杜武志,1997289-290;張鐸嚴,2005221-222)。各種社會教育,如:宣講聖諭、宣講善書、講古等,也常利用寺廟舉行(王啟宗,19946-8)。

學堂學生多於78歲時入學,修讀年數依各人需要,亦有長達十年以上者。其教材多為《三字經》、《百家姓》、《千字文》,年紀稍長或秀異者,則研習《童子尺牘》、《唐詩》、《四書》、《五經》等。義塾旨在免費提供貧寒子弟啟蒙教育,學生年齡多介於6-17歲,課程內容與學堂類似(張鐸嚴,2005221-222

日本治台之初,全台學堂數1707所、學生29941人。日本政府於1896年始設國語傳習所,1898年改稱公學校,加上採用各種方法箝制學堂,學堂乃漸趨減少,1924年剩下129所、學生5137人,1940年則剩下17所、學生996人,1941年台灣總督府下令全面禁止學堂(張鐸嚴,2005225-226;汪知亭,197848Tsurumi, 1977209)。

不過,安南區於1916年始設安順公學校,距離日本在台始設公學校,晚了20年,村廟的教育功能,益顯重要。這就誠如台灣第一位教育博士林茂生(1929140)所說的:「在小地方必定有『書房』,因為在未設立學校的山間僻地,它們具有真實的價值。」

因此,村廟在台灣早期教育中的地位,主要是利用其廂房作為學堂(書房)和義塾(義學)之用,在正式教育不發達的年代裡,發揮啟蒙、敦品勵學和準備考試的作用。另一方面,透過其各種儀式和圖騰,扮演教忠教孝的社會教育功能。因此,可以說,村廟是民間最基層的教育單位,與人民的關係最直接,帶有啟蒙和義助的精神。

那麼,村廟在義務教育普及、甚至高等教育大眾化以後,其教育角色又如何、可如何呢?

二、現代國家壓抑下的村廟教育

三、村廟的現代教育價值

經查《中華民國期刊論文索引系統》和《全國博碩士論文資訊網》,有關村廟教育的文獻非常少,其中絕大部分從鄉土教育的角度來探討。而將村廟置入「宗教」範疇來考察,有關的文獻則多了很多。其中主要的探討主題是:政教關係、宗教教育、生命教育、道德教育。

(一)宗教教育

(二)道德教育

(三)生命教育

(四)鄉土教育

(五)社區教育

(六)成人教育

(七)公民教育

四、村廟作為社會-教育批判的可能性:代結語

公共宗教(public religion):

指宗教在保持政教分離的原則下,在公民社會中基於社會關懷而參與公共事務的角色和作為。宗教在現代的公民社會中應可積極扮演「公益」角色,這種角色不是指宗教在公共場域中論辯信仰的真假優劣,也不是宗教傳統的慈善活動,而是宗教以公民社會的成員的身份,參與對社會正義、對人權、對公民權等現代民主社會文化的形塑,甚至還可以包含對政治體系的監督等,這是宗教由下而上參與的民主過程。

 

有關資料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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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茂成2008)。村廟如何成為社區教育中心之探究:以台江《大廟興學》為例。發表於屏東教育大學社會發展學系主辦的「2008第四屆南台灣社會發展學術研討會」,1017日於屏東教育大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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